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时代转身

这不是留学风向的偶然波动，而是中国教育战略的历史性转折。曾经，我们依赖“借船出海”，走追赶式人才培养之路；如今，我们主动“造船远航”，布局引领式发展路径。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与发展路径，正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革。

一、留学选择的底层逻辑：从“排名优先”到“价值重构”

二十年前，中国家庭咨询留学，只看一个关键词：“含金量”。学校排名第几?专业好不好出国?录取率多少?那时的想法很朴素，也很迫切——借世界最好的“船”，渡最遥远的“海”。为了一张海外文凭，许多家庭不惜倾尽所有。在那个年代，这似乎是突破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船票”，是追赶世界的必经之路。

如今，同一个家庭的提问次序彻底颠倒了。这座城市安全吗?对华人友好吗?文化冲突大不大?万一出状况，学业能接续吗?从“排名优先”到“安全优先”，表面是家长焦虑的转移，背后却是时代浪潮的冲刷，是民族心态的蜕变。地缘政治起伏、公共卫生危机冲击、海外环境不确定，这些因素叠加，重新定义了“远行”的成本与风险。更深刻的变化，藏在年轻人的身份坐标里。二十年前，我们是谦卑的追赶者，盯着世界的规则，满心都是适应与模仿；如今，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新一代青年要做规则的参与者，要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身份从“学习者”变成“共建者”，留学便不再是唯一通道，有时甚至不是最优解。

二、历史深处的规律：所有教育强国，都走过“借船”到“造船”的路

若觉得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人才培养的岔路口，不妨回望教育史。美国、德国、日本，这三个曾经的教育后发国家，都走过相似路径，最终实现了从“教育输入”到“教育引领”的跨越。

美国的“逆袭”：从照搬制度到定义标准

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水平粗陋。有志向的年轻人，只能远渡重洋，奔赴欧洲求学，尤其是教育发达的德国。1870年到一战前，近一万名美国青年走进柏林、哥廷根、海德堡的讲堂。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一张文凭，更是一整套先进的教育制度——研究生院、学分制、研讨班、实验室传统。这些“德国骨架”，最终在美国的土壤里，长出了“本土血肉”。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运而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转型的标志。到20世纪中叶，美国彻底摆脱“教育输入国”的标签，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这条“先学、再建、后创”的路径，也贯穿了美国科技与产业的崛起。美国吸引全球人才，整合全球资源，从模仿学习走向自主引领，最终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确立全球优势，形成“人才吸引-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全球推广”的完整体系，印证了一个真理：唯有“造船”，才能领航。

德国的“革命”：从定义教育到引领产业

1810年，洪堡在柏林创办了一所颠覆时代的大学。它的核心理念石破天惊：大学不是传授已知的地方，而是创造未知的地方。“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学术自由与探索并重”的洪堡模式，像浪潮般席卷欧洲，让德国几十年内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科学重镇。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国教育，从不是复制别人的答案，而是定义自己的问题，培育自主创新的基因。

这种创新基因，同样刻在德国制造业的骨子里。“双元制教育”打通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壁垒，工业4.0战略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德国始终坚守“引进-消化-创新”的路径，与全球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将传统工匠精神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出“德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西门子安贝格工厂、奥迪英戈尔斯塔特总部工厂等标杆项目，实现了数字孪生与柔性制造的全链条集成，成为全球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典范。这再次证明：自主创新从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国际合作中，筑牢“造船”的根基。

日本的“三步走”：从引进到本土国际化

日本的人才培养之路，步调更清晰，完美契合“借船出海→引进消化→融合创新→自主引领”的规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启“借船出海”，大规模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提出“和魂洋才”理念——既吸收西方先进知识，又坚守本土文化内核。1980年代，日本进入“扩大交流”阶段，推出“留学生10万人计划”，把优秀青年送出去，开阔视野、学习技术。2009年以后，日本将重心彻底转向“本土国际化”，G30、SGU计划的核心，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造国际化教育环境，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人才。

这一路径，与日本制造业的崛起高度同步。战后初期，日本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结合本土需求改造创新，推出“丰田生产方式”“索尼晶体管产品”，逐步打破欧美垄断。随后，日本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转型升级，在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最终走出“引进-消化-创新-国际化”的闭环，从“借船出海”稳步走向“造船远航”，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美、德、日，路径不同，规律却高度一致：一个国家若永远只靠“借船”，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身后；想要领航世界，必须亲手“造船”，在学习中创新，在合作中超越。

三、在地国际化：不出国，也能拥抱世界一流教育

中国人才培养从“追赶”转向“引领”，一个核心问题随之而来：不出国，能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吗?荷兰人给出了影响深远的答案。

这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国家，创造性地提出“在地国际化”概念。核心思路很简单：不依赖大规模跨境流动，而是在本国境内，营造全英文、国际化、高水平的教学环境，让不流动的学生，也能接受世界一流的培养。有人质疑这是“退而求其次”，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清醒的战略自觉。

它打破了留学长期以来的精英化瓶颈。过去，国际化教育是少数家庭的特权；如今，在地国际化让它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它大幅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投资风险，减少了国家的外汇支出，更避免了地缘政治、公共卫生等系统性危机对学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它让年轻人在成为“世界公民”的同时，没有变成“文化浮萍”——根部深深扎在故土的文化土壤里，枝叶自由伸向全球的广阔天空，实现了“扎根本土、拥抱世界”的平衡。

把目光拉回中国，近4000万在校大学生，哪怕其中10%至15%接受这种“在地国际化”熏陶，也能形成数百万量级的国际化人才蓄水池。这不再是纸面上的理念探讨，而是正在全面推进的国家工程，是中国“造船远航”的核心实践。

四、我们在“造”什么样的船?——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多元实践与核心标杆

中国的“造船”之路，从不是单一路径的探索，而是构建了一套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除了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核心载体，高校国际交换项目、海外研学实践、本土高校国际化课程建设、校企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并行发展，共同为人才成长搭建平台。但必须明确，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在地国际化”的核心抓手，是当前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中，最具代表性、成效最显著的方式。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正是这一领域的标杆与典范。

第一，要融合，不要移植——筑牢文化根基，搭建文明桥梁

好的中外合作办学，从不是简单复制西方教育模式，而是实现“中西融合、扎根中国”。课堂用英文授课，讨论具有国际视野，但学生思考的根系，始终深植于中国的土壤。有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两头我们都接得上——既懂国际规则，也守中国初心。”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对此有更精当的概括：“我们不培养‘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我们培养‘在两种文明之间架桥的人’。”

西交利物浦大学，由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强强联合创办。两校整合优质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与科研资源，开设100多个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除公共基础课外，所有课程均采用全英文授课，既保证了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又融入中国特色课程，实现了“中西合璧”。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它完整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质教学与质量保障体系，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进行本土化创新，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学位课程，真正做到了“引进来、融进去、创出来”。

第二，出口要宽，不要窄——多元发展，适配时代需求

国际化人才培养，从不是“一刀切”的标准，而是要实现多元发展，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这些标杆院校的毕业生，出路各不相同：有的进入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等学府深造，继续深耕学术；有的供职于华为、腾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企业，投身产业发展；还有的考取国家部委、央企，参与国家治理与全球合作。宁波诺丁汉大学近九成毕业生，能进入全球前百高校深造——这不是个别推优的成果，而是其人才培养质量的群体画像。

数据最有说服力。西交利物浦大学2024届国内统招本科毕业生中，88.99%选择海内外升学，42.90%被世界前十顶尖学府录取，93.56%被世界前百大学录取；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中国华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和机构，展现出强劲的就业竞争力。宁波诺丁汉大学2024届国内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95.2%，88.9%进入国内外知名高校深造，近35%被全球前10高校录取，超过90%被全球前100高校录取；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中，超84%就职于世界500强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用实力印证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成效。

第三，质量要管，不能放——政策护航，坚守办学初心

截至2024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2300余个。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监管也在不断趋严。常态化的评估与退出机制正在建立，不合格的机构和项目被清退，优质者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这是“造船”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质量检验。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定位升级，为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2025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中外合作办学作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枢纽定位。它承担着四大使命：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推动教育链与科技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这一定位，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及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相关工作部署中，得到明确体现。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中外合作办学的枢纽功能，支持优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发展”。

围绕这一枢纽定位，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支持政策。一是加大经费支持，对办学质量高、特色鲜明的机构和项目，给予专项拨款，助力其开展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二是优化审批管理，简化优质合作项目的审批流程，鼓励中外高校开展深层次、高水平合作，支持双方联合创办特色学科、共建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三是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融入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联盟、中意高校合作等国际交流体系，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四是强化人才保障，支持机构引进全球顶尖师资，开展教师国际培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同时推动学生参与国际交换、研学实践等项目，夯实国际化人才培养基础。

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标杆，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始终坚守高质量办学底线。前者截至2025年底，共获得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科研项目691项，拨款经费超2.6亿元，开展横向合作717项，合作金额超2.1亿元，实现了教育与科研的双向赋能。后者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的160所海外一流院校，签署了合作协议，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国际影响力，为中外合作办学行业，树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典范。

五、数据里的转折：从“人才外流”到“人才环流”

一组数据，清晰勾勒出中国人才流动的历史性转折。二十年前，每年只有不到三万名留学生学成归来，人才单向外流态势明显；如今，出去一批，回来一批，出国人数与回国人数几乎持平，回国率接近94%。

国际学术界有个概念，叫“人才环流”——人才不再单向流出，而是在多国之间循环流动、双向赋能。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已从典型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全球“人才环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过去“送出去、引回来”的双轨模式，已无法满足今天的国家战略需求。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多层次、多元化、高质量的培养体系——既有留学深造的通道，也有在地培养的平台；既有“借船”的谦逊，也有“造船”的志气。

一百多年前，先辈们背井离乡、负笈远行，只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救亡图存寻找出路。那是国家积贫积弱背景下，“借船出海”的悲壮与无奈。

今天，中国已站在世界主舞台，全球化布局空前展开，海外利益遍布各大洲。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大批懂国际规则、能跨文化沟通、心里装着中国、眼里看得懂世界的年轻人。但培养他们的方式，早已不止“远行”一种。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中国教育的这一跃，不是拒绝海洋，而是以更自信、更从容的姿态走向深蓝；不是放弃学习，而是以更主动、更自主的方式拥抱世界。

时代给了这代人最大的馈赠——选择权。选择出去的，带着大国的底气与自信，在全球舞台上汲取养分；选择留下的，也能在本土的国际化平台上，拥有全球化的武装与视野。重要的是，无论站在哪一条起跑线上，每一个年轻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船”，驶向更宽广的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的桥梁与纽带。

（作者：苏光明：科技外交专家委员会中国荷兰专委会主任       来源：国际人才交流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