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带一路”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打造的世纪工程，有助于我们拓展发展空间、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中赢得战略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5次提到“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经济建设和全方位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和倡议以来，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美好愿景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实施路径等，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认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了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等世界大部分地区，共有65个。包括中国在内，该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球的38%，人口总量占全球的62%，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球GDP总量的31%。按照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的划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仅有18个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将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能源等方面的优质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全面加强了与它们的文化、金融、医疗、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深层交流与合作。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期间，为了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已经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57个国家。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全球经济繁荣，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交流往来将日益密切，经济文化活动开展频繁，对于能够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人才的需求也更为紧迫。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需求分析

“一带一路”所经国家众多，空间辽阔，地理、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差异极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宗教与宗教及其各派别等，国情民意极为复杂。宏观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所需人才的特殊性，但关于“什么样的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真正需要的”这一命题，众多学者对此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才需求包含高端政策型人才、复合应用型人才、基础实用型人才三个层级，核心要素是人才的专业化和国际化，主导方向就是为《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五通”提供关键的智力和人力资源保障。下面即以“五通”为视角，对“一带一路”的人才需求类型略作浅析。

（一）国际化的高端政策人才。此类人才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人才，又包括学术方面的优秀研究人才，前者涉及沿线国家的政策、外交、区域合作规划对接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后者则为相关领域的国家政策和公共政策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需要具备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优秀的跨文化视角、资深的专业积累、创新的独到见解。此外，加强“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进而增强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也是促进“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和现实需求。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速情况

（二）国际化的复合技术人才。技术型、创新型、懂经营管理的工程技术类国际化人才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的主要力量。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在航空、高铁、航海、输气管道、跨境光缆等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初见雏形。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迥异，既有较为发达的成熟经济体，又有崭露头角的新兴经济体，还有不少欠发达经济体（参见表1）。65个国家在过去3年内平均GDP增速为3.5%，略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5%)。研究还发现，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处于赶超模式，而是停留在低速增长阶段。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除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之外，均属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中低收入国家，但最贫穷的两个低收入国家，即尼泊尔和阿富汗，其过去三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分别仅为4.3%和1.6%。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沿线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见表2）。以中东欧地区为例，其基础设施的密度虽高，但质量水平却远低于欧洲其它国家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其相对于高度发达、各项基础设施已臻成熟的西欧，正在高速发展和建设中的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需求旺盛，一大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建成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双方在高铁、核电、公路、港口、电信等领域均期待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基础设施联通的进一步推进，相关的国际化复合技术人才的需求势必大增。

表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三）国际化的创新商贸人才。贸易畅通主要需要懂经济会管理、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优秀的多语沟通能力、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国际化人才。笔者认真比较了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4-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2015年，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高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然而2016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只占当年流量总额的7.41%，同时流向中国香港、美国、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却共计1570.2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80.1%，较上年还有小量增幅。因此，从总体上说，2015年尽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幅，但三年间投资总量占比仍然很小，而且受宏观经济不佳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与中国的商品贸易还出现了起伏和回落。服务贸易存量数据更是不容乐观。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化商贸人才的短缺。加快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推进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等每一项贸易合作都对国际化经济贸易人才提出较高要求。创新创业型国际化商贸人才，既包括通晓贸易营销、法律、人文、宗教、财税等知识，善于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能够管理跨文化团队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也包括熟悉传统和新型贸易业态、善于创新开拓的专业贸易人才。这些新兴贸易领域包括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交易、电子流、国际采购等行业。而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大量的国际化贸易人才的参与和努力。

（四）国际化的金融领军人才。为了推进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国频频推出一些新举措，比如积极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组建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等开发性金融平台。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的开发金融和融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国家的顺利建设，迫切需要大量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既要懂得资本运作和货币流通，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和规律，特别是欧盟框架下的市场规则，善于开展金融投资、并购、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产融对接、互联网金融等，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法律、语言和人文素养。此外，在资金融通上，中国政府需要与世界银行、欧洲央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展开深层次的合作。目前，欧洲主要金融城市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苏黎世先后建设了人民币离岸中心，从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行、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再到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等，中欧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亮点频出。中国继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后，也在主动寻求与欧洲“容克计划”等区域投资计划进行对接，同时还对众多的投融资项目进行审核、评估和实施。与此同时，非开发性中资银行也纷纷在中东欧国家和地区开展金融服务。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金融人才作为支撑。此类高端人才既包括政策层面、又包括实操和业务层面，即包括金融和资本领域的“外国通”，又包括“中国通”。

（五）国际化的人文交流人才。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沿线许多国家积极响应。由于沿线国家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最迫切的是沿线各国如何消除文化隔阂，在增信释疑基础上加强合作意愿、完善合作方式。因此，能促进民心相通的国际化人文交流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法律等方面。首先以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例。据保守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 50 种，再加上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语言的种类达 200 余种。仅以“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 16 国为例，其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各不相通，宗教信仰多样，民族众多。这些都需求大量的语言翻译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高级翻译人才，同时沿线国家也需求大量的高级汉语本土人才。单从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来看，沿线国家的非通用语专业远未完全覆盖，已有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均不够理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的统计，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20余种，而天津外国语大学作为天津外语语种最全的大学，也仅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8个语种。尽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人心，全国各大高校都在申报开设非通用语种专业，但是，翻译人才的成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至少要经历本科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学习及长期的实践积累。同时，尽管中国政府逐年增加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数量，中国在中东欧 16 国建立的 29 所孔子学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的人才需求来讲仍然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又比如跨文化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能知悉和避免文化冲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样十分紧缺。这类人才通常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等重要因素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相关国家的政策法规、决策程序和民心走向有较为透彻的认知。这种人才紧缺的局面，固然有相关跨文化人才存量不足的原因，也有冷热不均、地域失衡的因素。我们过去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中过分地关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反而对中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外交往中用英语包打天下的情况极为普遍。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人才先行。要使“一带一路”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真正落地并取得良好效果，就要培养、引进各类素质优良的专业人才，同时，创造良好的用才机制，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反之，如果人才的支撑作用不足，将直接阻碍“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

三、加快“一带一路”人才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达 60 余个，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差异甚大，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人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通过人才需求分析，可以粗略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达到“五通”，“一带一路”的人才必须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跨文化视野，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同时还具备某个领域较为专业的技能。这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聚焦于高等院校内部，其课程体系、教育途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人才培养要素与宏观的政策制定（政府）以及微观的人才使用（企业）间并无必然关联，以课程体系为例，传统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科知识的内容传授，课程结构是直线的、按部就班的并以学科为本的，培养出来的人才多突出某一方面的才能，例如: 计算机专才、金融业专才、建筑师、律师、某一语种专才等：建筑师未必懂法律或其他语种，律师未必懂得建筑或计算机技能，这已经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也就造成了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的脱节。而要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就必须创新人才建设模式，以政府、高校、社会机构、企业以“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的方式，培养、使用人才，才能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具体来说，第一，政府要发挥宏观指导作用。政府虽然不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也并不具备人才培养的功能，但它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和一定的资金扶持。政府可以主导并建立“一带一路”人才需求数据库，加强人才需求和专业需求的宏观预测，引导高校的专业设置方向趋于合理。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逐步从“面对欧美”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等，要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政策沟通人才和各领域的国际高端研究人才，他们将是国家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因此还是这类人才的直接需求者，对于此类人才的数量、素质要求等也需要政府做出合理的规划。

第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体，要发挥中坚力量。一是在进行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时要充分考虑“一带一路”的时间建设需求，以人才需求数据库和人才需求大数据为依据，认真做好数据分析和企业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新设专业的论证和评估和现有专业的调整和退出机制。二是在培养模式上，可采取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的做法。美国卡内基促进教育基金会主席博伊尔在《学院: 美国本科生教育经验》报告中指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割裂’，在社会中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内聚力和共性，在大学内部是系科制、严重的职业主义和知识的分离”。因系科、专业制度的分化而导致的知识分离，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通病，而且这种通病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而所谓大类招生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布局，实现跨专业招生培养，即统筹多个相邻、相近的专业，以跨专业的方式，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在课程设置上遵循“多元化、模块化、弹性化”的原则，强化能力、注重实践，确保理论的应用性与技术的先进性，同时注重语言能力的强化与沿线国家人文知识的普及。三是要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建设需求，通过国家留学基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等有目的地引导中外留学生学习“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专业。在奖学金的设置上，要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放名额，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设立“‘一带一路’留学专项基金”。

第三，企业作为人才的使用者，一方面是对高校培养效果的检验者，另一方面依然是人才的再造者。企业以资金和对人才的要求为要素，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一是资金支持。一般院校来自政府的资助是有限的，企业经费的支持，无疑为院校培养人才注入动力。反过来，院校可以更有效地为企业培养人才，最终为企业提供更好的人才。二是师资参与。在人才培养中，师资既可以来自高校的专职教师，更可以来自企业一线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管理人员，而后者由于更具实战经验，教授的内容往往更“接地气”，因而更受学生的喜爱。三是人才获取。企业以得到适合的人才为目标，同高校建立研究所联合培养人才。共同制定学生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在授课方式上，既可以是人文知识的浸润，又可以是案例教学，还可以是企业实践教学。四是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学生通过在企业实习实训，可以验证所学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并深入了解企业、市场现状及需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能胜任国内外项目建设和基础岗位的实用型人才，他们是不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但能熟练开展工作的技术工人和一线基础业务人才。在这类人才的培养中，企业是人才培养的主体。针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企业主要应采取两种形式进行。一是企业的员工短期培训。当下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仍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较为陌生，专业性人才储备不足; 此外，从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状况看，企业在落地国用人应以当地人为主，培养熟悉、理解多元文化的基础实用人才尤为重要。很显然，对于这种人才的培养，学历教育明显不适合，因为教育周期长，资金投入较大; 受教育者还要受到工龄、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相比，却具有较大的优势: 不仅没有上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且不需要严格的教育管理活动，容易操作; 培训周期短，投入少；被培训者不需离岗或不需长期离岗; 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更贴近企业现实生产中的工艺、技术，管理理念; 同时短期培训有可具前瞻性，方式灵活等特点。短期培训的上述优势，奠定了其在创建学习型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企业获得一流技术人才和基础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有的企业在短期培训中采用慕课(MOOCs) 的在线培训学习等E－Learning的形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培训效果。二是帮助基础员工进行自我提高和自我培训。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因业务和项目的需求而大量招聘当地员工，但这些基础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尚未达到企业自身的要求。除了进行岗前培训和短期培训外，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培训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员工培养途径。员工的自我培训可以与企业内部的绩效考核相结合，配合目标定位清晰的岗位责任和岗位素质要求，让基础员工有压力、有动力地进行自我提升。同时，企业还需要创造良好的内部学习氛围，鼓励团队合作学习、共同提高。在环境的创设上，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和企业内网的作用，向员工提供针对性的网络学习课程。

第四，社会机构作为政府、高校、企业的纽带，其作用也不可小觑。不同的社会机构，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建设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民间文化团体、文艺团体等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模式，开展与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国家间、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教育机构可以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才的要求，开展灵活多样的培训活动，更可以参与企业订单式培养模式中，提供各类短期企业内训，最终为企业输送各类适合的人才；各类研究机构（智库），可以开展“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和配置相关课题的调研，帮助中国企业熟悉沿线国家的经济政策，投资环境，生产标准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特别是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由于其自身性质的特殊性，可以一方面连接政府，将政府的宏观政策细化，并通过组织“进校园”等活动，将人才政策进行宣传，另一方面，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也可连接高校与企业，促进二者进行更有效的对接，提高人才使用的效率，此外，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带领企业开展相关的认路资源交流活动中，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也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综上所述，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资金融通和人文教育交流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一带一路”，人才先行，人才是建设的根本要素和成败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政府、高校、企业、社会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性地开展人才培养、使用工作，以期为“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